周洪宇

　　人民教育出版社即將迎來建社70周年的大喜日子。我早就想寫一篇回憶紀念文章。

　　1982年1月，我從華中師范學院（今華中師大）歷史系1977級畢業(yè)分配到學校新成立的教育科學研究所，在董寶良老師直接指導下參與建所之后的首項大工程——編輯多卷本《陶行知全集》（該書后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我嘗試著寫了一篇《陶行知論解放兒童創(chuàng)造力》的小文章，并投給了人教社剛正式創(chuàng)刊不久的《課程·教材·教法》雜志。呂達老師對我的這篇小文章很肯定，很欣賞，特地回函鼓勵。該文很快刊發(fā)在1984年第3期《課程·教材·教法》上。緊接著，1985年人教社編輯出版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文集》又收錄了我撰寫的論文《陶行知解放兒童創(chuàng)造力教育思想的研究》。這是我在陶行知研究方面發(fā)表的比較早的兩篇文章，讓我印象深刻、記憶猶新，開啟了我的陶行知研究之門，我也因此與人教社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

　　1988年我獲得教育學碩士學位后，又在華中師大近代史研究所，隨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先生研究陶行知與中國現(xiàn)代文化。開沅先生視野宏闊，指示我盡量了解國外陶行知研究概況，打開自己的學術(shù)視野，以便知己知彼，借鑒超越。我收集整理了一批珍貴的國外陶行知研究資料。1990年下半年，我將編選整理的40余萬字的《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寄給人教社呂達老師。他考慮到分工的原因，當即將之轉(zhuǎn)給了時任人教社教育室主任的邱瑾老師。經(jīng)過邱瑾老師的精心編輯，書稿質(zhì)量有了很大提高。

　　1990年底至1991年初，為趕在春節(jié)前校對完書稿，我住在人教社北京沙灘后街原址附近的《紅旗》雜志社地下室里核校書稿，夜以繼日，終于搶著趕完核校，使該書于1991年春節(jié)之后順利出版，這是我個人出版的第一本學術(shù)圖書。此后我又在章開沅、董寶良等先生指導下，陸續(xù)單獨或與人合作在人教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論著選》《陶行知與中外文化教育》等，還在人教社出版了《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思潮與流派》《教育史學通論》（上下卷）等，前后合計700余萬字，其中多部論著在人教社責任編輯老師的精心編輯下，出版后都得到教育界和出版界的充分肯定。如《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思潮與流派》《教育公平論》兩本書分別獲得第二屆和第六屆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陶行知教育論著選》入選首批“中國文庫”，也是教育類圖書首批入選的僅有的一本；《陶行知研究在海外》獲得首屆中國陶行知教育理論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等。

　　借助人教社這一平臺，我也從此一步步走上學術(shù)道路。我從一名初出校門的大學生，與教育研究和教育出版相伴隨，逐漸成長為教育學界、教育史學界和陶行知研究領(lǐng)域的一名專家學者。這些都離不開前后幾任人教社領(lǐng)導，離不開人教社一批資深編審，如呂達、邱瑾、郭戈、王莉、鄒海燕、劉立德以及中青年骨干編輯馮衛(wèi)斌、韓華球等人的鼓勵和支持。

　　除此之外，人教社還幫助我搭建了交流平臺。從2007年開始，我們長江教育研究院（國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每年3月3日都要與人教社合作在北京舉辦“北京·長江教育論壇”，借助每年全國兩會的時機，邀請一大批國內(nèi)教育專家討論兩會提案議案建議以便修改完善，更好地發(fā)揮咨政建言作用。在人教社黃強社長、郭戈總編輯的領(lǐng)導下，立德同志帶領(lǐng)他的團隊，每年都認真負責地籌辦“北京·長江教育論壇”。十多年過去了，“北京·長江教育論壇”已然成為國內(nèi)教育界的一個品牌論壇項目，并衍生出“南京·長江教育論壇”等全國各地多個論壇，涌現(xiàn)出了一批中青年知名教育學者，并演變成了一個個提攜后進、鼓勵年輕人成長的平臺。

　　40年前，我因“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而與人民教育出版社結(jié)緣，今年人教社成立70周年之際，我與學生劉大偉又將在人教社出版《陶行知年譜長編》（四卷本）。這些巧合都讓我感受到與人教社的同仁們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追求，那就是為了辦人民滿意的教育。人教社作為中國教育出版行業(yè)的“領(lǐng)頭雁”，將我們這些分散在天南海北的教育學者黏合在一起，共同參與了這場發(fā)展盛宴，我要衷心地說一句“謝謝”！

　　人教社70年走來，風雨兼程，與時俱進，形成了今天在教育出版界的地位與大發(fā)展格局。我相信，在中國教育現(xiàn)代化2035的進程中，人教社必然會有更大的作為和擔當，也必將成為中國教育出版界的“合抱之木”“九層之臺”，繼續(xù)引領(lǐng)中國教育出版的方向！

　?。ㄖ袊逃龑W會副會長、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周洪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