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著名文學(xué)家王安石（1021—1086）存詩一千七百余首，它們的風(fēng)格或渾灝樸茂，或健拔奇警，或雅麗精絕，可謂新奇工巧，眾體兼?zhèn)?，是“宋調(diào)”的重要代表。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宋詩選注》兩書中對王安石詩歌多有評述。其中《談藝錄》列有專章“荊公詩注”；《宋詩選注》選錄王詩十首，并撰長篇“小傳”，展示了錢先生對王安石詩歌的獨(dú)特解會。在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和《中文筆記》中，也有對王詩用字造語、命意屬對、篇章句法的品藻，從而與《談藝錄》《宋詩選注》形成了互補(bǔ)關(guān)系，更多面立體地呈現(xiàn)出錢先生對王安石詩歌的看法?！吨形墓P記》有一段王詩的總評，為他書所未及，值得重視，《王水照談〈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東方早報(bào)》2012年4月8日B04版）首次拈出了這段評語：

　　荊公兼擅各體，而五七古、七絕尤為粹美。其古詩凝而不生澀，有力于歐，勁于梅，勁而能適，未酣放耳。其以文為詩處，直起直落，北宋無第二人。惟說理語、參禪語太多而不佳。五律雅有唐音，往往有似摩詰，拗相公恬淡如是，亦一奇也。七律對仗精切，一代無兩，筆氣矯挺，惜太半為詞頭所壞，純粹者少。七絕則幾乎篇篇可傳矣。（《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二冊第95-96頁）

　　錢先生在此對王安石的詩歌作了全方位的評價，贊譽(yù)之高，極為罕見。尤其與《談藝錄》《宋詩選注》中的貶斥之語相對讀，更顯特別。這段評語分體而論，對荊公的五古、七古、七絕、五律、七律諸體都從總體上加以肯定，只有少數(shù)的否定之詞。評語所言，整體易于理解，如褒揚(yáng)之詞，言“五律雅有唐音，往往有似摩詰”，錢先生在手稿上已舉出了《半山春晚即事》《定林》《即事》《自白土村入北寺》等作予以印證；言“七律對仗精切，一代無兩”，可謂宋代以來詩評之共識，葉夢得《石林詩話》即云荊公“詩律尤精嚴(yán)，造語用字，間不容發(fā)”；言“七絕則幾乎篇篇可傳”，也有《宋詩選注》入選之作可證不虛（選錄10首作品，七絕占6首）。貶斥之詞，言“說理語、參禪語太多而不佳”，“稍欠頓宕開闔”等等，結(jié)合王安石的具體創(chuàng)作，也可找出例證，落在實(shí)處。惟有一句，頗難索解，即言荊公七律“太半為詞頭所壞”，因“詞頭”意義不明，難知此語所指。

　　在唐宋文史術(shù)語中，“詞頭”一語本是專稱，特指朝廷詞臣撰擬制詔的提要，有時“詞頭”也可代指制詔本身。宋代官制小型筆記《朝野類要》“鎖院”條即有“（制麻）如不可行者，繳奏之，謂之封還詞頭”之說，又“兩省”條言“東省繳章，西省掌詞頭記注”，都是此意。在唐宋文人別集中，“封還詞頭”用例頻繁，凡有中書舍人或權(quán)中書舍人等草制經(jīng)歷者，多有寫作，茲不贅列。錢先生所言荊公七律“為詞頭所壞”之“詞頭”，自然不可能是此義項(xiàng)。然如將其理解成現(xiàn)代語言學(xué)用語，指詞句的前綴，更不可通。幸好“詞頭”一語，在錢先生的著作中，并不鮮見，回到錢先生的語言習(xí)慣中，或可正確釋義評語所指。

　　錢先生在1934年發(fā)表的《論不隔》一文中，已使用了“詞頭”一詞，他說：“‘不隔’若只指不用膚廓的詞頭套語和陳腐的典故而說，那么，一個很圓滿的理論便弄得狹小，偏僻了。”后面又接著說：“我們該注意的是：詞頭、套語或故典，無論它們本身是如何陳腐丑惡，在原則上是無可非議的；因?yàn)樗鼈兊男再|(zhì)跟一切譬喻和象征相同，都是根據(jù)著類比推理來的?！边@段文字中，詞頭與套語、故典并列，且有逐層遞進(jìn)之意，都帶貶義，是“膚廓”“陳腐丑惡”的，感情色彩和評王安石詩一句頗相符合。在《管錐編》中，錢先生也多次用到了“詞頭”一語，更可見在其話語系統(tǒng)中“詞頭”的具體形態(tài)。如論《左傳正義》第一七則云：“似‘玉’非徒為藻飾詞頭，而是當(dāng)時禮節(jié)套語之施于人君者?！闭撌鲋刑峒坝裰?、玉面、玉聲、玉貌等，這里的“藻飾詞頭”顯然指“玉”字作為“施于人君”的修飾語，為作品所習(xí)用，成為了“套語”。又論《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〇六則，提及《蘭亭集序》，不但成為“大議論”的題目，“并成俚俗歌曲之詞頭”，此處也是指爛熟套語。這些都是停留于字面的“詞頭”，還有非停留字面，而涉及修辭與用意者。如論《毛詩正義》第八則云：“隋唐而還，‘花笑’久成詞頭?！迸e例則有駱賓王“花有情而獨(dú)笑”、李商隱“鶯花啼又笑”、豆廬岑“一樹桃花笑不應(yīng)”等等。所謂“‘花笑’久成詞頭”，并不是指“花笑”這兩個字成為固定“詞頭”，乃是指詩歌中以笑來形容花朵開放的燦爛，這一修辭手法已成為常見搭配。

　　在《容安館札記》中，錢先生也多次用了“詞頭”一語。第七一七則論吳梅村《感舊》“故向閑人偷玉箸”詩句，錢先生說他：“偷字，不知所云，蓋襲取詞頭而初未解‘玉箸’之意為涕淚也?！边@里的“詞頭”是單就字面而言。第四五六則論陳與義：“詞頭采擷，每取之東坡?！逼浜筇峒昂嘄S《雨》詩“一涼恩到骨，四壁事多違”本于東坡《和穆父新涼》“受恩如負(fù)債，粗報(bào)乃焚券”；《中牟道中》詩“雨意欲成還未成，歸云卻作伴人行。依然壞郭中牟縣，千尺浮屠管送迎”，乃用東坡《送述古·南鄉(xiāng)子》詞“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之意；《對酒》“官里簿書無日了，樓頭風(fēng)雨見秋來”近于東坡“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等等。從陳與義這些作品與蘇軾詩詞的關(guān)系上看，“詞頭采擷，每取之東坡”中的“詞頭”，雖有字面的承襲之意，但更重要的是詩意的仿擬。

　　通過對《論不隔》及《管錐編》《容安館札記》等書中的用例分析，我們大體可以判斷，錢先生所用“詞頭”一語，意涵基本穩(wěn)定，既可指詞面上的轉(zhuǎn)相承襲，也可指這些承襲詞面背后所包蘊(yùn)的修辭與用意的反復(fù)?！霸~頭”因承襲反復(fù)過多，甚至由此形成“套語”，從而在藝術(shù)上有了消極的修辭效果，一定程度上侵蝕了詩歌的新穎感，削弱了詩句的藝術(shù)感染力。確定“詞頭”在錢先生話語系統(tǒng)中的內(nèi)涵后，再來審視荊公七律“太半為詞頭所壞，純粹者少”的評語，庶幾可悉所指。但這一評語要真正落實(shí)到具體作品上予以印證，則又是一個難題。

　　在《論不隔》中，錢先生將“詞頭”與套語、典故相并提，一方面說明三者相近，另一方面也說明三者不是一碼事。王安石現(xiàn)存七律共四百余首，其用典之精、之多、之廣，可謂舉目即見，而這些自然不算“詞頭”。詞頭應(yīng)該還無法上升到典故層面，只是常用習(xí)用的一些詞語或詩意，在王安石詩作與他人或自己的詩中反復(fù)多次出現(xiàn)?！端卧娺x注》指斥王安石的詩“往往是搬弄詞匯和典故的游戲、測驗(yàn)學(xué)問的考題”，其中的“搬弄詞匯”或許更接近于“詞頭”?！墩勊囦洝贰扒G公用昌黎詩”、“王荊公改詩”諸則，列舉王安石偷襲他人詩作的例證，其中應(yīng)該就包括一些“為詞頭所壞”的作品。如《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天末海門橫北固”乃放大楊蟠“天末樓臺橫北固”，《次韻吳季野題澄心亭》“締構(gòu)應(yīng)從物外僧”乃應(yīng)聲章得象“久住偏宜物外僧”等等，都是字面相襲、詩意反復(fù)之作，或可呼應(yīng)“為詞頭所壞”的評騭。

　　錢先生在《容安館札記》中還指出王安石的七律重復(fù)自我。如《送別韓虞部》一詩頸聯(lián)“當(dāng)年豈意兩家子，今日更為同社人”，在《始與韓玉汝相近居遂相與游今居復(fù)相近而兩家子唱和詩相屬因有此作》一詩頸聯(lián)又出現(xiàn)了“當(dāng)時豈意兩家子，此地更為同社人”，僅個別字不同；《偶成二首》其一與《寄曾子固》全篇唯有首句和第七句不同，其他諸句幾乎雷同。這些詩句的雷同，當(dāng)然也不能全視作無意義的重復(fù)，就如同錢先生在《談藝錄》中論王安石詩時所引出來的思考：“一集之中，語意屢見，亦仿佛斟酌推敲，再三嘗試以至于至善。”但類似的自我重復(fù)加上大量的剿襲，其七律的精切工巧就不免打了折扣，這種作派大概給錢鍾書先生較深印象，于是評其七律“太半為詞頭所壞，純粹者少”，也是情理之中的了。

　　“詞頭”乃錢先生詩學(xué)批評術(shù)語中獨(dú)特的一例，而鮮見于同時學(xué)人著述，這給我們準(zhǔn)確把握其意涵帶來了一定困難。以上結(jié)合錢先生他書用例及王安石作品嘗試論之，難稱切至，博雅君子，有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