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上極不平靜的歲月。在共產國際的影響與干預下，連續(xù)三次“左”傾錯誤使黨內出現(xiàn)嚴重意見分歧與派別糾紛，并一度陷入混亂。在30年代初作為中央實際工作主要領導者的周恩來屢次遭受不白之冤和莫須有的“罪名”，經(jīng)歷了一段復雜艱難的歲月，其痛苦壓抑的心情是常人難以體會的，但他并沒有怨天尤人或明哲保身，而是“照顧大局，相忍為黨”，為黨的工作和革命事業(yè)的發(fā)展竭盡心力。

一

1929年12月，由于中共中央包括周恩來在內同共產國際遠東局在如何理解和貫徹共產國際第十次全會決議的若干問題上發(fā)生分歧，共產國際遠東局無端指責中共中央離開布爾什維克路線，在對待富農、游擊戰(zhàn)爭、赤色工會等問題上“右傾動搖”。15日，周恩來在為中央政治局起草的致共產國際主席團信中明確表示不同意遠東局的指責。為早日結束同遠東局的爭論，避免影響工作和革命局勢，中央決定委派周恩來去莫斯科報告工作。1930年5月，周恩來抵達莫斯科受到歡迎，其間斯大林還專門接見了他。7月5日，周恩來應邀出席聯(lián)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16日出席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會議，并先后在兩個會議上作了關于中國革命形勢與黨的任務問題的報告，指出：“目前中國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過程中，還沒有形成全國直接革命的形勢?！?/p>

周恩來赴俄后，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左”傾思想開始抬頭。他們認為革命形勢已經(jīng)在全國成熟。于是在6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即《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對革命形勢作了錯誤估計，提出“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并認為中國革命一爆發(fā)就會“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這個決議遭到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反對，認為武漢、南京尚不具備武裝暴動的條件，時機還不成熟。6月25日，中央致書在莫斯科的周恩來，強調中國面臨直接革命形勢，告以在“6月11日決議”問題上同遠東局發(fā)生爭執(zhí)，要周恩來務必向共產國際力爭。周恩來此前雖然與中央一道，同共產國際遠東局有過分歧，然而自1929年冬以來在中國革命形勢的估計和暴動的策略上，是與李立三等持不同意見的。他對于“6月11日決議”的看法和態(tài)度同遠東局及共產國際的意見是一致的。共產國際接到“6月11日決議”后，于7月23日即作出《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政治秘書處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7月30日復電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評“中國黨的目下路線是盲動精神”，要求停止執(zhí)行“6月11日決議”。中共中央接到復電后即于8月初連續(xù)召開政治局會議。李立三既對共產國際的決定憤憤不滿，又誤認為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革命形勢和發(fā)展的總趨勢是因為周恩來沒有報告清楚所致。

為阻止李立三的武漢、南京暴動計劃，根據(jù)共產國際的指示，周恩來和六大后一直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相繼回國，貫徹傳達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精神。經(jīng)過積極籌備，1930年9月24日至28日，由瞿秋白、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周恩來在會上作《關于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批評了李立三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瞿秋白作政治問題討論的結論。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以“左”傾冒險主義為主要特征的立三路線。據(jù)列席會議的聶榮臻后來回憶，周恩來是三中全會實際的主持人，但他總把瞿秋白推到前面作報告，作總結。因此，瞿秋白會后成為中央實際的主要領導人。在瞿秋白、周恩來等領導下，黨的各項工作逐步恢復正常。周恩來在關于中共中央6月11日決議、糾正李立三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問題上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他謙讓而不居功的做法更是令人欽佩。

二

李立三等的“左”傾錯誤的總體思想來源于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及其“左”的進攻路線，共產國際雖然批評了李立三的做法，但并沒有從根本上否認通過城市暴動奪取全國政權的路線，而是阻止其即刻組織武漢、南京暴動計劃。不久，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等所犯錯誤性質的估計又發(fā)生了變化，將其實質定性為“左”的詞句掩蓋下的右傾機會主義，隨即于1930年10月給中共中央發(fā)出《共產國際執(zhí)委關于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并由此而導致對六屆三中全會的嚴厲批評，指責其犯了右傾調和主義錯誤。顯然，這在實際上抹煞了瞿秋白、周恩來主持六屆三中全會糾正“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功績。盡管如此，11月25日，中共中央仍發(fā)出由周恩來起草的《中央政治局關于最近國際來信的決議》，明確表示完全同意共產國際的來信，并承認對李立三問題犯了調和主義錯誤，同時給赴蘇的李立三寫信，要他公開承認錯誤。

在莫斯科舉行的李立三路線討論會上，共產國際執(zhí)委的發(fā)言將李立三“左”傾錯誤說成實質上是右的錯誤；同時把瞿秋白、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說得一無是處。共產國際在批評瞿秋白和六屆三中全會犯右傾調和主義錯誤的同時，還指責其壓制王明等人，說他們是懂得馬列主義的，且為共產國際路線而斗爭的“很好的同志”。他們從莫斯科回國后中央沒有重用，完全是由于“小團體利益妨礙他們加入領導機關”。這樣，共產國際十月來信一箭雙雕，既批判了李立三，又否定了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歷史功績。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的強大政治壓力下，首先由周恩來起草發(fā)出接受共產國際來信的《中央緊急通告》第九十六號，承認犯了右傾調和主義錯誤。隨即取消王明等人所受的處分，并根據(jù)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提議委以王明重任——江南省委（習慣上仍稱江蘇省委）代理書記，從而使其有機會出席在上海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為他進入中央領導機構作了組織上的準備。而一直較好地貫徹共產國際路線的周恩來，雖蒙受不白之冤，但仍以大局為重，努力維護黨的團結合作。

三

從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到四中全會及其隨后一段時間里，由于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的錯誤性質定性的劇變，及由此而導致的對糾正李立三錯誤的三中全會的否定，引起黨內意見分歧、思想上的混亂及派別組織的小動作，使當時還處于秘密工作下的黨中央陷入被動的危險境地。當時有三種力量或小組織的派別活動，在黨內形成一股反中央的風潮。王明等人自恃有共產國際的支持而肆無忌憚，公開打出“反對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的旗號，指責中央已“沒有保障執(zhí)行共產國際路線的可能”，“不能領導全黨工作”。羅章龍等則把持全總陣地，既大聲疾呼反對立三路線，又猛烈抨擊糾正立三錯誤的三中全會。

在強大的政治壓力和小組織的派別活動面前，周恩來站在堅決維護黨的團結的立場，做了大量說服工作。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黨內發(fā)生的爭議和派別糾紛，影響黨中央的威信，對黨有危害。為了顧全大局，他同意召開緊急會議，并發(fā)出《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九日的決議》，承認六屆三中全會是站在調和主義立場上接受共產國際路線的，“必須通過新的政治議決案，以糾正三中全會的嚴重錯誤”。為了消除黨內的派別糾紛，使全黨統(tǒng)一到共產國際路線上來，周恩來還在河南省委會議上，根據(jù)中央緊急通告精神說服了多數(shù)人，但仍遭到一些人的攻擊，他們甚至叫囂要撤銷周恩來、瞿秋白等人的中央領導職務。為了避免黨遭分裂的危險，周恩來“照顧大局，相忍為黨”，同瞿秋白再度承擔六屆三中全會犯調和主義錯誤的責任，甚至主動提出退出中央政治局，請“全黨來認識與指斥我的錯誤”，愿與反對立三路線的人團結起來，共同執(zhí)行共產國際路線。

1930年12月中旬，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來到上海，提出盡快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的主張。次年1月7日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會議由三中全會主要領導人輪流主持，周恩來代表六屆三中全會中央提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共產國際召開會議的意圖在于扶植王明進入中央領導機構、掌握領導權，因此名單實際反映了共產國際的意見，也稱“國際名單”。在極不正常的氣氛中，瞿秋白、周恩來事實上成為會議的主要批判對象，受到許多不合理的批評。羅章龍等人強烈反對候選人名單，甚至威脅說如果用“國際名單”就退出會場。在激烈爭論的情況下，最后經(jīng)過選舉表決，終于使王明等人進入中央最高領導機構，達到了共產國際預期的目的，而會議也僅十七個半小時就倉促結束。

盡管六屆四中全會未能防止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開始在中央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但是周恩來在20世紀30年代初十分困難的境況下，“照顧大局，相忍為黨”，糾正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較好地貫徹了共產國際路線，孤立了羅章龍等少數(shù)分裂主義分子，盡最大努力維護了黨的團結，使黨度過艱難的歲月，為后來使黨的路線轉移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上來創(chuàng)造了條件。（作者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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