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眻猿种袊较?，就意味著歷史上我國各宗教已經在沿著中國化方向前進，意味著我國宗教的歷史發(fā)展過程是中國化方向的發(fā)展過程。的確如此，雖然我國五大宗教起源不同，傳播發(fā)展歷史有別，與中華文化相互吸收、相互影響的時間、方式、程度也各異，但都經歷了長期的、主動的中國化方向的發(fā)展過程。中國化是我國宗教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根本方向。藏傳佛教中國化進程從佛教被引入的時刻就已經開始了，經歷了較長的歷史發(fā)展。

圖為西藏佛學院“三個意識”黑板報展示欄

　　一、藏傳佛教中國化的第一階段：唐代佛教在吐蕃的傳播

　　唐代時期，佛教傳入吐蕃，揭開了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序幕。這一時期，佛教在吐蕃的傳播內容，可以概括為三點：一是佛教的傳入。唐代佛教分別從中原地區(qū)和南亞兩個方向傳入吐蕃。一方面，文成公主入藏使?jié)h傳佛教傳入西藏地方，為佛教在西藏初傳奠定了重要基礎。摩訶衍則將漢傳佛教禪宗思想帶入吐蕃，使禪宗的頓悟思想在吐蕃廣泛流傳。另一方面，尼泊爾赤尊公主的入藏，對佛教從南亞傳入吐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二是譯經活動。佛教通過翻譯，逐步融入中華文化。這個時期完成了大量的佛經翻譯。翻譯的佛典主要來自印度，其次是漢地和于闐。翻譯成果主要有吐蕃王朝前期完成的《百拜懺悔經》《金光明經》；中期《法集要頌經》《中觀根本頌》《中觀般若燈論》以及后期完成的《入楞伽經》《善惡因果經》《賢愚因緣經》《解深密經疏》等經典。三是佛苯斗爭。佛教為了適應吐蕃社會，經歷了長期復雜的斗爭。通過佛苯斗爭，佛教吸收了苯教的大量神祇和宗教儀軌，逐步消除了其“外來”色彩并開始本土化?？傊?，有唐一代，佛教通過發(fā)揮其契理契機作用，逐步融入吐蕃社會。到了9世紀中葉，因發(fā)生“達瑪滅佛”事件，佛教在吐蕃的發(fā)展一度中止。

　　二、藏傳佛教中國化的第二階段：宋朝時期佛教進一步本土化

　　這一時期，佛教進一步本土化，主要表現(xiàn)在：一是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區(qū)域特點的藏傳佛教。佛教復興勢力通過“下路弘法”和“上路弘法”，分別從今青海、西藏阿里地區(qū)進入衛(wèi)藏地區(qū)，相繼形成寧瑪派、噶當派、噶舉派、薩迦派和希解派等教派，藏傳佛教應運而生。而且開始盛行祖師崇拜、重視師徒傳承，這是佛教進一步本土化的表現(xiàn)。二是藏傳佛教在西夏的傳播。這一時期藏傳佛教通過河西走廊直至西夏核心區(qū)。藏傳佛教在西夏的傳播，主要以密宗傳播為主，四大密續(xù)《事部》《行部》《瑜伽部》和《無上瑜伽部》均于此時傳入西夏。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在此得以和諧共生、圓融一體。可以說，宋代佛教的不斷本土化發(fā)展模式，既保留了佛教的內核，又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運轉模式。

圖為西藏佛學院院內石碑（反面）

　　三、藏傳佛教中國化第三階段：元朝時期藏傳佛教與中華文化間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融合

　　藏傳佛教中國化過程就是不斷融入中華文化的過程。這個時期，藏傳佛教通過向西北、南方和大都的傳播流布，進一步融入中華文化，不斷推進中國化進程。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點：第一，多地出現(xiàn)了受藏傳佛教文化浸潤的名勝古跡和典籍。像至今還可獲見的江蘇鎮(zhèn)江的過街塔、杭州的飛來峰、寶石山以及福建泉州的清源山、彌陀巖造像，還有湖北武漢的勝像塔和上海的《磧砂藏》等藏傳佛教名勝古跡和著名典籍，都是這時期藏傳佛教不斷融入中華文化的表現(xiàn)。第二，多座藏傳佛教寺廟在大都建成。元代，藏傳佛教在大都（今北京）得以傳播，使得北京地區(qū)相繼建成多座藏傳佛教寺廟，諸如白塔寺、大都寺、西鎮(zhèn)國寺、大圣壽萬安寺、大興教寺、大承華普慶寺、萬靈寺、大崇恩福元寺、大能仁寺、大天源延圣寺、西湖寺和寶集寺以及大慈恩寺，等等。這些都是藏傳佛教在北京弘傳的標志?？傊?，有元一代，藏傳佛教通過多方傳播，提高了與中華文化的融合水平，從宗教意義上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融合和凝聚。

　　四、藏傳佛教中國化第四階段：明清時期藏傳佛教中國化不斷深入

　　主要表現(xiàn)在：一是宗喀巴宗教改革。該時期藏傳佛教界出現(xiàn)了僧人腐化、戒律松弛、學風日下的局面，宗喀巴通過整頓律儀、嚴肅僧紀，調適了藏傳佛教中與當時中華文化相齟齬的不利因子，為藏傳佛教進一步融入中華文化拓展了空間。二是藏傳佛教的破圈發(fā)展。這一時期藏傳佛教在京城、甘青晉滇和蒙古諸部等地廣為流布，實現(xiàn)了破圈發(fā)展。比如這一時期藏傳佛教在北京不僅新建了二十余座藏傳佛教寺廟，還出現(xiàn)了大批來內地留京的藏傳佛教僧人。這些留京僧人在藏傳佛教傳播、文化交流進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藏傳佛教進一步融入中華文化。

圖為西藏佛學院院內石碑（正面）

　　清代藏傳佛教實現(xiàn)了與中國多元文化的融合共處。主要體現(xiàn)在：第一，這個時期光在北京修建和改建過的藏傳佛教寺廟就有32座；北京版《藏文大藏經》《蒙古文大藏經》《滿文大藏經》均于此時得以刊印。第二，這一時期藏傳佛教在納西族、普米族、裕固族等多民族聚居地區(qū)得以縱深傳播。第三，該時期其他民族文化傳入西藏，產生影響。如關公信仰和關帝廟隨著內地入藏人員傳入西藏，并出現(xiàn)了不少相關寺宇；另外，穆斯林也于這個時期分別從克什米爾和祖國內地流入西藏，西藏地方開始出現(xiàn)了清真寺。

　　五、藏傳佛教中國化第五階段：民國時期藏傳佛教深深植根于中華文化，藏漢文明互動共進、相輔相成

　　主要表現(xiàn)在：一是該時期內地掀起了學習藏密的熱潮，藏傳佛教密宗得以廣泛傳播。九世班禪是這一時期推動內地藏密復興和漢藏佛教交流的領軍人物。他曾在山西、北京、內蒙古、上海、杭州、南京、沈陽、陜西、甘肅、青海等地講經說法，有力推動了藏傳佛教在中華文化沃土上的持續(xù)發(fā)展。二是這個時期還大興入藏學法風。著名高僧、佛學家法尊法師即是這一時期漢地僧侶赴西藏學法較有成就的一位，他翻譯了《菩提道次第廣論》《菩薩戒品釋》等多部佛教典籍，是溝通漢藏文化的主要人物之一。三是出現(xiàn)了大量的諸如漢藏教理院這樣的以溝通漢藏文化為主的學校、學會及團體組織。這類機構的籌辦發(fā)展，離不開藏傳佛教高僧的支持。比如當時受民國政府邀請，來內地講學的藏傳佛教高僧喜饒嘉措在溝通漢藏文化和聯(lián)絡漢藏民族感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傊駠鴷r期藏傳佛教汲取時代積極因素，進一步融入于中國社會。

　　六、藏傳佛教中國化第六階段：新中國成立以后，藏傳佛教在中華歷史上翻開了新篇章

　　新中國成立以來，藏傳佛教的信仰觀念和宗教面貌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主要表現(xiàn)在：一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愛國主義成了藏傳佛教的發(fā)展主流。藏傳佛教界愛國人士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成為愛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重要組成部分。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即為典型代表人物。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立即致電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表示竭誠擁護中央人民政府，為完成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貢獻力量。二是經過民主改革，藏傳佛教回到了純潔清凈的本來面貌。政教合一制度的廢除，使宗教與世俗政治分離，正本清源，為藏傳佛教融入中華文化注入了全新的內容。三是改革開放以來，藏傳佛教進入了歷史發(fā)展的大好時期。藏傳佛教在中華歷史發(fā)展中，通過充分發(fā)揮其“上求佛道、下化眾生、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不斷推進自身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藏傳佛教與中華文化愈加交相融合。

圖為西藏佛學院操場

　　進入新時代，藏傳佛教賡續(xù)其優(yōu)良傳統(tǒng)，通過一系列努力，為藏傳佛教中國化注入新時代內涵。主要表現(xiàn)在：一是積極對教義教規(guī)作出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闡釋。藏傳佛教文化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傳承發(fā)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藏傳佛教文化，是堅持藏傳佛教中國化方向的重要內容。自2016年以來，中國佛教協(xié)會西藏分會每年都舉辦藏傳佛教講經闡釋交流會。二是“利益人群、服務社會”。于藏傳佛教而言，發(fā)展公益慈善事業(yè)，是推動藏傳佛教中國化的重要途徑之一。自新冠肺炎疫情發(fā)生以來，藏傳佛教界深入社會，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積極參與慈善活動，在扶貧濟困、慰藉心靈等方面做了許多有意義的工作。比如拉薩大昭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楚布寺和小昭寺等藏傳佛教寺廟弘揚“莊嚴國土、利樂有情”之傳統(tǒng)，為疫區(qū)祈福、捐款，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zhàn)貢獻了宗教力量。

　　總之，中國化進程是歷史上藏傳佛教的發(fā)展主線，藏傳佛教是佛教中國化的產物。藏傳佛教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譜寫了恢弘壯麗的精神樂章。藏傳佛教早已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西藏網(wǎng) 文/索朗卓瑪 作者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參考資料：

　　鄭堆、索朗卓瑪：《試論藏傳佛教中國化歷史進程》，《中國藏學》2022年第01期，第8-18+211-212頁。

　　主要參考書目：《西藏通史》（八卷本），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