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慶英先生離我們而去了，在表達沉痛哀悼之情的同時，我的腦海里也不時浮現(xiàn)出和他合作共事二十余年中的一些往事。

　　我在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讀書之時，和陳慶英老師初次建立了聯(lián)系。那時我正跟隨陳得芝老師讀中國古代史方向博士生，計劃圍繞元代西藏地方歷史展開自己的專題研究。1991年，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我寫信求助于正在青海社會科學院工作的陳慶英先生，他欣然以所譯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相贈，對我的博士學位論文的撰寫及元代西藏歷史研究幫助良多。1993年7月，我博士研究生畢業(yè)來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所（2000年分為歷史研究所、宗教研究所）。8月，陳慶英先生從青海社會科學院調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擔任歷史宗教所所長。他是我的領導，由此我們也成了同事，直到2009年他退休，我們一直合作共事。我得到過他很大的幫助，從他那里也學到了很多。

　　圖為陳慶英先生（左3）主持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會議，討論《西藏通史》相關工作 （圖片由張云提供）

　　我們剛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就一起承擔了由總干事多杰才旦先生布置的兩項任務：一由陳慶英先生負責，將西藏社會科學院恰白·次旦平措先生主編的《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與西藏歷史的本來面目》藏文資料集翻譯為漢文。在陳老師的帶領下，大家齊心協(xié)力，順利完成了這項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學術資料翻譯工作，該書在1997年11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發(fā)行。一由多杰才旦先生牽頭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課題“元以來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史研究”，該課題具體由鄧銳齡先生具體負責，鄧先生、陳先生、祝啟源先生和我分別撰寫有關章節(jié)，鄧先生負責統(tǒng)稿，最后階段我還兼任課題學術秘書工作，我們時常聯(lián)系，交換觀點和信息，也密切了彼此之間的關系。該書出版延宕多年，于2005年由中國藏學出版社正式出版發(fā)行（多杰才旦主編，鄧銳齡副主編，鄧銳齡、陳慶英、張云、祝啟源著《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史研究》）。后來，由陳慶英、高淑芬主編《西藏通史》（中州出版社2003年），我也應邀參與其中，承擔了第一編、第二編的撰稿工作。其他科研課題的研究與合作還有不少，陳慶英先生的學術造詣、學術威望和人格魅力，很好地把大家團結在一起，保障了課題的順利完成。

　　由拉巴平措總干事負責的國家財政專項撥款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大項目《西藏通史》，讓我們一起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歲月。起初階段，課題的具體負責人是陳慶英先生，他為課題的設計、人員選擇和重大原則的確立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課題執(zhí)行過程中，他帶領我們經(jīng)常一起召開學術研討會，一起到西藏各地調研，一起解決遇到的學術難題。最后階段，組織委托我擔負課題的責任，我積極協(xié)助拉巴平措、陳慶英兩位總主編，與各卷主編和撰稿人認真修改、查漏補缺，解決了一個又一個難題，期間均有陳慶英先生的大力支持?！段鞑赝ㄊ贰敷w現(xiàn)了中國藏學界的通力合作，體現(xiàn)了中國藏學研究者的責任擔當，也體現(xiàn)了中國藏學的研究水平。2016年該書順利出版（拉巴平措、陳慶英總主編，張云執(zhí)行總主編《西藏通史》8卷13冊，中國藏學出版社2016年）時，我們一起懷著喜悅和感慨分享了不平凡的過程，作為總主編之一的陳慶英先生也在這個過程中與大家加深了了解，建立了更深厚的友情。

　　圖為陳慶英先生（右4）帶領課題組成員在西藏調研期間與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大學專家合影 （圖片由張云提供）

　　提到陳慶英先生，大家?guī)缀鯐惪谕暤卣f他學問好，人品好，對此，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特別是歷史所的同志體會尤深。我的第一部學術著作《青藏文化·吐蕃卷》，1995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作為“絲綢之路文化”叢書的一種出版時，他就撰寫了《對青藏高原古文化的新探討——“絲路文化吐蕃卷”簡評》（《中國藏學》1996年第3期），予以推介，多所獎掖和提攜。1997年我申報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唐代吐蕃與波斯文明關系問題研究”獲得資助，他是推薦人之一，該書后來順利出版（《上古西藏與波斯文明》，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包涵他的支持與幫助。2010年到2020年，我擔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所長十年，除了完成《西藏通史》這項重大課題之外，還組織了一些學術活動，完成了一些其他重要科研任務，這些都得到過陳慶英先生的細心關照。

　　陳慶英先生的淵博學問的取得，既有個人的天賦和扎實的語言（漢語、藏語和外語）基礎，又有良好的學術訓練（師承王堯、王輔仁、胡坦、東噶·洛桑赤列、洛桑群覺等先生）和獨到領悟，既有豐富的實地調查和青海牧區(qū)生活實踐，更有數(shù)十年如一日堅持不懈的勤奮鉆研。此外，陳慶英先生謙虛而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以及尊師重道的修為，也為我們樹立了良好的榜樣。大家都知道他古藏文水平高，藏漢歷史文獻翻譯能力強，貢獻大，但是他卻自稱自己“并不精通藏文”，“在開初的階段，也就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自信心還比較強，還覺得自己有一些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但是到2000年以后，這種自信無形中慢慢消失了，感覺到自己不懂的地方太多了，寫文章、做講座反倒覺得不那么有把握了。不那么敢下筆，不那么敢發(fā)揮了”。他表現(xiàn)出虛懷若谷的胸襟，以及對藏學研究的敬畏之心，展現(xiàn)出一個優(yōu)秀學者崇高而又質樸的精神境界。王堯先生生病期間，他約我們幾位一同前往醫(yī)院看望，王堯先生去世后，他約我們一起撰寫懷念文章，在《中國西藏》雜志刊登，以緬懷王先生的非凡功績，用行動詮釋了中國學人真誠而厚道的品格。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所有著良好的學術傳統(tǒng)，而這種學術傳統(tǒng)的形成與鄧銳齡先生、陳慶英先生的卓越努力和成就是密切相關的。我們感恩陳慶英先生的創(chuàng)造性工作，感恩他的辛勤培養(yǎng)和無私奉獻，我們也十分懷念和他在一起融洽相處、追求學問追求真知的日子。（中國西藏網(wǎng) 特約撰稿人/張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