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學術筆談】

　　作者：梁仁志（安徽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教授）

　　張海鵬先生指出，徽學的研究課題往往“與徽商有密切的關系，在某種意義上說，徽商是其酵母”（《明清徽商資料選編·前言》，黃山書社1985年版）。認識徽商無疑是認識徽州和徽州文化的一把鑰匙。明清徽商在近代的轉型與發(fā)展情況如何？這一問題不僅關系到對徽商發(fā)展脈絡的完整考察，也關系到對中國傳統商幫乃至中國社會近代轉型問題的思考。

　　客觀認識近代徽商的發(fā)展

　　面對近代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徽商并未坐以待斃，他們或進軍新式行業(yè)，或投身新式職業(yè)，或實行新式制度，或采用新式機器，如近代大量徽商投身銀行金融業(yè)、房地產業(yè)、電業(yè)和西醫(yī)西藥業(yè)。民國初年，漢口黃陂銀行經理孫受初、裕康銀行經理范浙門、樊城官錢局局長孫襄其等人都是黟縣人；民國時期，“杭州中南（銀行）及中國農工（銀行），經理均系徽人”（《交通通信》1934年第1號）。近代歙縣徽商程謹軒是上海數一數二的大亨，擁有房地產價值達千萬銀兩，月入房租數萬元（《近代商人·序》，黃山書社1996年版）。光緒末年，績溪徽商吳興周和同鄉(xiāng)共同集資招股12萬兩在蕪湖成立了安徽第一家民族資本電力企業(yè)明遠電燈股份有限公司。黟縣徽商程宏弼參與創(chuàng)建的上海中西大藥房是上海第一家民族資本的西藥經營企業(yè)；近代著名徽州茶商汪惕予更為中國西醫(yī)業(yè)的開創(chuàng)作出了突出貢獻，被譽為“中國西醫(yī)之父”。鴉片戰(zhàn)爭后，一批徽商開始擔任買辦，績溪人胡寄梅家族是一個典型的銀行買辦家族。近代徽商還創(chuàng)辦了不少全新的股份制公司，這種股份制與明清徽商所經常采用的合伙制雖有相似之處，但作為一種新式制度，它完全突破了血緣與地緣的束縛，所謂“股東”的權責也有較大不同?？兿丈虆桥d周1920年7月在蕪湖創(chuàng)辦的大昌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其章程明確規(guī)定了股份、股東會、董事會、監(jiān)察人等，在實際運作中公司股東的身份幾乎完全突破了家族和同鄉(xiāng)限制。近代徽商在糧食加工行業(yè)、織布業(yè)、制茶業(yè)中均大量采用新式機器。因此，近代以后徽商不但未如一些學者所說已經“徹底”衰落或“幾乎完全退出商業(yè)舞臺”，反而與時俱進地實現了新發(fā)展，其數量也仍然比較龐大。

　　重新理解徽商的近代轉型

　　以往徽商研究者較少關注近代徽商，一些學者甚至認為近代以后徽商“幾乎完全退出商業(yè)舞臺”了，其根源均在于這些學者把徽商當成“傳統”的“徽州商幫”，而既非指“近代”徽商，也非指個體的徽州商人。他們將近代徽商與明清徽商割裂開來，其言下之意就是那部分“跟上了時代步伐”的徽商已經實現了“近代轉型”，成為近代徽商，他們與傳統徽商已經沒有多少瓜葛，作為商幫集團的傳統徽商已經“退出商業(yè)舞臺”，繼續(xù)在商場耕耘的只是一個個近代徽州商人個體。

　　可事實上，近代徽商無論是進軍新式行業(yè)、實行新式制度、采用新式機器，還是在其他方面的變化，其實主要是在依托或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實現的。近代徽商大舉進軍銀行金融業(yè)、房地產業(yè)、電業(yè)和西醫(yī)西藥業(yè)等新式行業(yè)的具體路徑主要有二：一是推動自己所經營的傳統行業(yè)向新式行業(yè)轉型。如徽商錢莊向銀行轉型就是一個典型例證。1933年，原籍徽州的蘇州程家所經營的福源錢莊，在保留錢莊業(yè)務的同時拓展了“普通一般銀行”業(yè)務，從而將傳統錢莊改造成為現代銀行（南橋：《福源錢莊》，《海光》1933年第3期）。民國時期徽商周宗良在寧波開設的恒孚錢莊、程霖生在上海開設的衡吉錢莊，后來均轉型為銀行（《歙縣志》，中華書局1995年版）。二是在“舊領域”中耕耘“新行業(yè)”。如明清徽商長期經營醫(yī)藥業(yè)，“新安醫(yī)學”素負盛名，近代徽商進軍西醫(yī)西藥業(yè)，其實還是在他們所熟悉的傳統優(yōu)勢領域經營。近代徽商也是依托傳統行業(yè)實行新式制度，如類似于股份制雛形的合伙制在明清時期即已被徽商廣泛采用，但那時的合伙制店鋪中，股東構成具有濃厚的家族性質。近代以后徽商合伙制經營開始向股份制經營轉型，這種轉型除了直接創(chuàng)辦新式大股份公司外，更多是在原來所經營的傳統小行業(yè)中采用股份制。如近代景德鎮(zhèn)徽商“合伙經營之店鋪，都設有股東會，但所有股東只能在股東年會時，了解經營業(yè)務和提出建議，平時不得干涉經理（店主代理人）行使職權，以利經理全權拿握與管理店務，集中思想搞好經營管理”（程振武：《景德鎮(zhèn)徽幫》，載《景德鎮(zhèn)文史資料》第9輯，1993年版）。近代徽商較為普遍采用新式機器的行業(yè)也主要集中在糧食加工、織布業(yè)、制茶業(yè)等傳統行業(yè)。蕭功秦先生曾指出：“徽州茶商在適應近代化市場沖擊時并沒有將傳統的因素全部放棄。他們只是革新不適應現代化發(fā)展的因素，同時很好地利用了傳統因素的長處”（蕭功秦等：《承繼與變革：民國時期上海徽州茶商近代轉型的歷史考察》，《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綜上可知，徽商的所謂“近代轉型”并非對自身傳統的簡單割裂，而是在傳統基礎上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近代徽商與傳統徽商也不是截然割裂開來的。應當說，在守中變，在變中守，才是這一群體的真正底色。正是在守變相濟中，近代徽商既實現了與時俱進、發(fā)展創(chuàng)新，又實現了對傳統的繼承，讓徽商事業(yè)和徽商精神代代相傳。

　　重視全球史觀與問題意識

　　近代徽商的經商地域和商業(yè)影響已經體現出經濟全球化下的變遷。如經商日本的歙縣籍徽商張友深后來成了旅居日本大阪的華僑領袖，其父張國英大約于1875年6月赴日本長崎開設“順記號”，1883年江南、江西、浙江三地商人在長崎修建三江公所，張國英擔任了“三江會所”的負責人（蔣海波：《歙縣旅日華僑張友深的研究》，《徽學》第4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其他如俄羅斯、英國、朝鮮半島乃至西班牙等地均發(fā)現了徽商經營的史料。近代徽商的經營思想和經營方式也開始了新的變化。近代徽州茶商在長期的國際茶葉貿易中不斷開拓視野，接受了一些西方商業(yè)觀念的影響，一些徽商年輕時赴國外特別是美、日等國留學，深受西方思想影響，如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的休寧徽商周詒春，曾赴美國耶魯大學留學，回國后在北京創(chuàng)辦了仁立號合伙商店；近代著名徽州茶商汪惕予赴日本學醫(yī)回國后，在上海開設診所，創(chuàng)辦醫(yī)科學校和醫(yī)院。他們均大膽采用新式的經營方式經營自己的企業(yè)，因此必須將近代徽商置于全球史視野下，方能更加清楚地理解和認識他們，并以近代徽商為切入點更加深刻地揭示商人與商業(yè)是如何影響近代中國的。

　　此外，李劍鳴先生認為：“研究一個問題，運用一定的材料和方法，最終是為了建構新的歷史解釋?！保ɡ顒Q：《歷史學家的修養(yǎng)和技藝》，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版）近代徽商研究的真正出路也應取決于新的有價值的問題的提出。作為始終處在最激蕩的時代變遷中的商幫群體，與社會劇變的互動關系成了“近代”這個特殊時代給近代徽商研究提出的最重要命題。近代徽商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必須解釋清楚諸如近代徽商與近代社會劇變的互動關系如何、徽商近代轉型的基本機制和脈絡是什么、近代徽商與明清徽商的關系及異同何在、徽商與晉商等其他地域性商幫近代轉型的異同及其原因是什么等重要問題。

　　客觀認識近代徽商的發(fā)展、重新理解徽商的近代轉型、重視全球史觀與問題意識，既體現了深化近代徽商研究的重要意義，也是具體路徑。沒有對近代徽商發(fā)展的客觀認識，就無法系統揭示徽商發(fā)展的整體脈絡和規(guī)律；沒有對徽商近代轉型問題的重新思考，就無法解釋傳統徽商與近代徽商的關系，甚至無法解釋傳統中國與近代中國的關系；不重視全球史觀和問題意識，近代徽商研究就無法取得真正的突破。當然，除此以外，近代徽商研究還必須重視對多學科理論和方法的借鑒，同時加強對近代報刊、徽商會館錄和征信錄以及徽州方志、家譜、契約文書中相關資料的搜集整理。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近代徽州鄉(xiāng)村社會轉型研究”〔18BZS142〕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