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太原4月24日電 題：一座云岡石窟，何以承載千年民族交融？

　　——專訪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君

　　中新社記者 胡健

　　云岡石窟位于山西大同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是中國規(guī)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與印度阿旃陀石窟、阿富汗巴米揚石窟合稱為世界三大石雕藝術(shù)寶庫，猶如一部刻在山崖巖石上的史書。作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的云岡石窟，融匯了鮮卑、漢等民族以及中亞文化的精髓，是北魏文明的絢麗瑰寶，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結(jié)晶。

　　2020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云岡石窟考察時強調(diào)，“要深入挖掘云岡石窟蘊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內(nèi)涵，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云岡石窟是如何體現(xiàn)民族融合的？在民族交融的歷史中有著怎樣的價值？近日，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君。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云岡石窟作為皇家開鑿的洞窟，從它大大小小的洞窟和造像來看，是如何體現(xiàn)民族融合的？

　　李君：《魏書·釋老志》載：“曇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zhèn)ィ谟谝皇??！边@是對云岡石窟一期洞窟——曇曜五窟(16-20窟)的描述。

　　第20窟主尊佛像身著袒右覆肩式袈裟，在展現(xiàn)古印度秣菟羅造像藝術(shù)特征的同時，還體現(xiàn)拓跋鮮卑民族剽悍與強勁、寬宏與睿智的民族精神。第17窟主尊胸前配有龍頭瓔珞掛飾，頭戴花冠，佩臂釧，生動再現(xiàn)了貴霜王朝的王子形象。第16窟主佛肉髻和水波紋發(fā)式為犍陀羅藝術(shù)風格，身著厚重的褒衣博帶式袈裟，則顯示了從印度及西域風格向中原風格轉(zhuǎn)變的趨勢。

　　這些佛像雕刻粗獷渾厚、雄渾大氣，體現(xiàn)了中原傳統(tǒng)的審美特征以及拓跋鮮卑的精神面貌，云岡石窟中胡漢雜糅、民族融合的特點一覽無余。

　　云岡石窟第16窟立佛。武俊杰 攝

　　云岡中期洞窟壁面上既有塔剎、相輪組合的窣堵波式佛塔，又有漢地仿樓閣式方形塔。第10窟前室北壁東西兩側(cè)佛龕柱頭有著濃厚的古希臘伊奧尼亞式風格。古印度建筑的雄渾壯魄、古希臘建筑的精巧柔美與漢式建筑的富麗堂皇都集中在云岡二期的洞窟中，多元文化的薈萃融合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西域及中亞、西亞的樂舞不斷傳入平城(注：今山西省大同市)。這種盛況在云岡石窟中以雕刻的形式得以保存下來。云岡石窟有24個洞窟雕刻樂舞圖像內(nèi)容，包括樂器雕刻530余件28種，樂隊組合60余組，其中既有中原漢式琴箏簫笙及鮮卑大角，也有龜茲細腰鼓、五弦，還有西亞系波斯豎箜篌、天竺梵唄，胡風漢韻，兼容并蓄。

　　細腰鼓在云岡石窟雕刻中有68件，在新疆克孜爾石窟和甘肅敦煌莫高窟北涼、北魏、西魏、隋代壁畫中均有出現(xiàn)。云岡石窟第11窟、第13窟雕刻著兩幅手鼓圖像，手鼓經(jīng)絲綢之路傳入龜茲，如今仍是新疆維吾爾、烏孜別克、塔吉克等民族的傳統(tǒng)樂器。北朝時，短頸琵琶由波斯傳入中國，云岡石窟有近50件琵琶雕刻。波斯樂器豎箜篌在漢代時期由中亞傳入中國，在云岡石窟中的形制更加多樣。

　　云岡石窟第12窟又名“音樂窟”，前殿上壁雕塑的數(shù)十身伎樂天人形象正在演奏琵琶、篳篥、古琴等各種中西式樂器，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宮廷交響樂團。武俊杰 攝

　　云岡石窟用雕刻記錄了北魏的樂舞藝術(shù)，融合了中國南北方、西域和中原傳統(tǒng)雅樂以及中亞的音樂精華，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鮮活例證，為研究北朝時期的樂舞文化提供了獨特的畫卷。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說云岡石窟是各民族交流融合的結(jié)晶？

　　李君：根據(jù)《魏書》的記載，天興元年(398年)正月“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萬余口，以充京師”，同年七月遷都平城。從平城建都之年開始，凡是被從北魏滅亡的各個政權(quán)區(qū)域內(nèi)強制遷徙，或是從南北占城俘獲的人口、財物，主要都集中到了平城附近。被強制遷出的地區(qū)包括山東六州、關(guān)中長安、河西涼州、東北和龍、東方青齊，這些地區(qū)是當時北中國地區(qū)經(jīng)濟、文化發(fā)達的地區(qū)。

　　北朝時期民族融合的范圍和程度是空前的，南匈奴、羯、氐、羌、鮮卑等部族很大程度地融進了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成為漢民族的一部分。中國現(xiàn)代歷史學家陳寅恪認為，“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tǒng)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曰為漢人，胡化之人即曰為胡人，其血統(tǒng)如何，在所不論”。

　　云岡石窟最著名的第20窟。武俊杰 攝

　　在這一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北魏皇室在定都平城期間，邁出了漢化改革的第一步。道武帝建都平城之時“初建臺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已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賜見，存問周悉，人得自盡，茍有微能，咸蒙敘用”。到了太武帝時期，按照漢式風格修建首都，營建宮室，改革官制，置三公、太宰、尚書令、仆射、侍中，與太子共議國事，一時間胡風、國俗雜相揉亂。

　　北魏自定都平城后，與佛教盛行的西域國家往來頻繁，《北史·西域傳》中有對這一盛景的描述：“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使遣使來獻……自后相繼而來，不間于歲，國使亦數(shù)十輩矣?！?/p>

　　云岡石窟第8窟東側(cè)摩醯首羅天。云岡研究院供圖

　　這些官方往來，既為北魏平城帶來了先進的佛教思想和造像模板，又使得平城地區(qū)成為北朝絲綢之路的起點。這里聚集的大量勞動人口和巨大財富被北魏皇室集中起來，融合了東西方技藝，在平城內(nèi)外產(chǎn)生了一大批規(guī)模宏偉的建筑。在此背景下，融合鮮卑、漢族以及中亞文化精髓的云岡石窟應運而生。

　　中新社記者：為何說云岡石窟是一部鐫刻在石頭上的史書？其多元文化交融的屬性，在中華文化中有何種價值？

　　李君：北朝時期鮮卑族南下定都平城、推行漢化改革，加速了北方民族融合華夏民族的歷史進程。云岡石窟所在的大同市，古稱云中、平城，是中國的九大古都之一。這一地區(qū)處于寒冷的畜牧地帶與溫暖的農(nóng)耕地區(qū)的交錯帶上，自古以來就是農(nóng)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碰撞、摩擦的拉鋸地帶，是中原漢民族所建立王朝的邊防和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關(guān)口，同時也是民族交流融合的過渡和紐帶。

　　第8窟后室北壁上層帷幕東側(cè)飛行夜叉。云岡研究院供圖

　　《魏書·釋老志》稱：“涼州自張軌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太延中，涼州平，徙其國人于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象教彌增矣?！北蔽浩匠鞘钱敃r北中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中心，這一時期西域諸國、涼州高僧、漢地豪族均在此地集聚。

　　文成帝復法之后，命高僧曇曜于平城西武州山，鑿山石壁，開窟五所。曇曜本為涼州禪僧，師從天竺高僧曇無讖，所以云岡石窟自開鑿時起就是多元文化匯聚的結(jié)果。

　　云岡石窟第7窟后室南壁供養(yǎng)人。云岡研究院供圖

　　云岡石窟作為多元文化的交匯地，造像題材多樣化，有護法天神、伎樂天、供養(yǎng)人行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緣和維摩詰故事等，并在石窟壁面上生動地再現(xiàn)了《后漢書·西域記》中所載的“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的壯觀場面。通過絲綢之路而來的西域乃至中亞等地商人，是當時中原與西域以及東西方文化交流互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身影在云岡石窟中時有出現(xiàn)，例如第6、12、16窟，中亞、西域等地的商人都以胡商身份客串于佛本行故事中，是對當時中原北方地區(qū)與西域少數(shù)民族文化交流的真實再現(xiàn)。

　　云岡石窟是在北魏開放融合、文明互鑒的歷史背景下產(chǎn)生的藝術(shù)寶庫，如同一部鐫刻在石頭上的史書，散發(fā)著璀璨瑰麗的光芒，用圖像生動地記錄了鮮卑族的漢化和北朝的民族融合過程，為后世研究北朝的民族融合提供了一手材料。這些佛教造像還經(jīng)海路傳播到日本、朝鮮，云岡石窟也因此被譽為“東亞佛教美術(shù)的母胎”。(完)

　　受訪者簡介：

　　李君，男，1966年12月出生。1989年畢業(yè)于吉林大學考古學系，2008年起任山西大學考古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考古學學科帶頭人，中國考古學會理事，山西省“三晉英才”高端領(lǐng)軍人才。

　　研究方向為史前考古、文化遺產(chǎn)保護理論與實踐，具有國家文物局考古發(fā)掘個人領(lǐng)隊資質(zhì)，主持多項考古發(fā)掘研究和文物保護項目。主持發(fā)掘泥河灣盆地馬圈溝、于家溝及一系列遺址、南莊頭遺址、姜家梁墓地等，其中于家溝遺址和姜家梁墓地被評為1998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近年來圍繞山西省大同、朔州地區(qū)進行基礎(chǔ)調(diào)查和發(fā)掘工作，提出“大泥河灣”概念。

　　出版及刊登研究成果數(shù)篇，包括《泥河灣舊石器文化》(合著，花山文藝出版社，2006年)，《石家莊元氏鹿泉墓葬發(fā)掘報告》(合著，科學出版社，2014年)，《河北陽原縣姜家梁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fā)掘》(《考古》，2001年)，《1997年河北徐水南莊頭遺址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2010年)，《舊石器遺址與古人類活動信息》(《泥河灣裂谷與古人類》地質(zhì)出版社，2011年)，《中國北方早期粟類利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2012年)，《云岡石窟第七、八窟圖像內(nèi)容與組合特征研究》(《邊疆考古研究》，2020年)等。